刘尚希：通过房产税从广大老百姓口袋掏钱十分危险

按照调节功能设计个人房产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调节：对住房资源配置的调节、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和对住房投机的预期性调节。同时，应该对经营性房产的征税和对非经营性房产的征税分开来考虑，不宜一锅煮。
　　有关房产税的变革在2003年就现已提出，直到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庆进行房产税 变革试点，我国房产税变革才算是正式拉开序幕。10多年来，房产税问题不断发酵，在社会上继续引发热议。人们对房产税的知道在深入，一起，争议依然很大。 变革要于法有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经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变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变革”的要求，房产税改 革进入了以立法来推进变革的新阶段。怎么立法，这取决于房产税的立法取向。

房产税变革的必要性
　　房产税变革的中心是对个人非营利性住宅交税。由此引发征收个人房产税是否必要的问题。
　　从长远看，房产税变革有利于完善税制、完善当地税系统和开辟当地政府新的收入来历。但任何税收问题都不仅仅是财务问题，尤其是在“税收焦虑症”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税收现已变成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不能仅仅从税收自身着眼来谈必要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对比如完善税制和当地税系统，代替当地土地财务之类的说法，有如水中望月，不知所云。老百姓听到这样的说法，就觉得政府是变着法子收钱，自然会反感。在减税的呼声很大，且社会对税的“厌恶感”越来越显着的情况下，把房产税定位为添加当地政府收入即“抓钱”，是不合适的。
　　个税调高免征额（即媒体误解的起征点）不久，还要求进一步上调的呼声仍很大，再经过房产税从广阔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将是十分风险的事情。况且，这与进步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一战略要求也相违反。因而，为什么要征收个人住宅房产税，必定要对老百姓说清楚，弄清征收房产税的意图。
　　我觉得有两点是老百姓能够承受的：一是让占有房产多的人交税，占有越多，交税越多；二是按捺在住宅消费上的奢侈，为社会节省住宅资源和土地资源。这实践上是对住宅消费行为的一种调理，具有多重效应：对社会财富起再分配的效果，在必定程度上能够遏止产业距离的进一步扩展；还能够对住宅投机预期产生影响，去住宅金消融；促进资源节省，操控住宅空置率，优化住宅资源配置；扩展存量住宅供给，促进住宅准则建造。
　　因而，依据我国人多地少、资源单薄的国情和当时住宅准则长效机制建造的要求，房产税扩展到个人住宅，征收住宅调理税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归纳起来，其正面效果就是：调理个人住宅消费，节省住宅资源，操控住宅投机。
　　至于说交税的合法性，从法理上看，实践现已包含在必要性之中，不然，就算程序合法，也站不住脚。在有关房产税变革的争议中，有人以为，我国的土地不是私有制，土地由国家所有，并不归于购房者，因而交税不合法理。这是混杂了房产与土地的区别。实践上，土地所有制并不是决议对个人住宅交税的要害。从产权来看，虽然土地归于公有，但住宅依然归于个人的私有产业，具有独立产权，并遭到法律保护，两者是分隔的。在所有权日益结构化的现代社会，所有权不是交税的条件。例如用益物权，就不归于所有权，而是他物权，但并不阻碍交税。抱着传统的所有权观念来了解税收，现已过期了。或许在变革试点的程序上存有瑕疵，但房产税变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构成了法理上的合法性。
　　房产税变革定位
　　依据上述对个人住宅征收房产税的意图，咱们就不能简略地从房产税是产业税，是对产业保有环节交税这样的学术定义，来了解我国的房产税和定位其未来的变革。我以为，应该把我国的房产税定位为“调理税”，而不是“国民税”，不能将房产税规划为遍及征收的一种税，然后变为添加当地收入的一个办法。从税制全体来看，依照收入功能来规划是基本原则，但这并不阻碍对个别税种依照调理功能来规划。依照调理功能规划个人房产税，首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调理：对住宅资源配置的调理、对贫富距离的调理和对住宅投机的预期性调理。一起，应该对经营性房产的交税和对非经营性房产的交税分隔来考虑，不宜一锅煮，以利于房产长时间租借商场的培养和开展。
　　为什么应该对非经营性房产的交税定位为住宅调理税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榜首，我国的现实国情决议了房产税变革不能简略地照搬国外征收房产税的做法。所谓把房产税打造成为当地的主体税种，成为当地的重要收入来历，是不现实的。现在房地产税占当地税收收入的比重不到7%，更不要说房产税一个税种。现行房地产税占税收收入和当地税收收入的比重十分低。如果以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当地财务收入进行核算，该比重将更低。因而，即便对个人住宅全面征收房产税，要使房地产税成为当地主体税种或当地政府首要收入来历，至少在20年之内是无法完成的。
　　其实，税收都有一个自然的演进进程，不是凭幻想经过变革就能够强力完成的。例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也是从调理税演变而来，至今也未能成为遍及征收的税种，由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比及中产阶级强大了，离共同富裕越来越近了的时分，个税才谈得上是遍及征收的国民税。现行个税实践上是“白领税、金领税”，与蓝领阶级无关，交税人数占工薪人数7%左右，93%左右的工薪所得者不交税。如果进一步进步免征额，个税将仅仅一个调理金领阶级的“金领税”。交纳房产税依托现金收入，如果居民连个税都不交纳，要让其交纳房产税显然是不现实的。一般来说，房产税的交税面应比个税的交税面要窄，不然，居民无力负担，交税风险很大。因而，现阶段不能将筹措当地收入作为我国房产税变革的方针，是更符合国情的定位。
　　第二，在现实国情下对国内居民普遍征收房产税的条件不具备。税制的功效要真正实现，依赖于征管能力。若是征管做不到，税制设计得再好，也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房产税面向家庭征收，是对征管的一个极大挑战。这是一种个性化的征收，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房产情况不同，家庭状况也不一样，征收机关必须上门一户一户地去核实、评估、征缴，加上人口流动，其工作量之大将是难以想象的。更不要说，如何定义家庭、给予其优惠和照顾，颇为复杂。此外，住房基础信息管理参差不齐，房产价值评估基础薄弱，还有对争议的仲裁，以及仲裁的公正性和可信性问题等等。在任何一个国家，房产税都是一个小税种，但征收成本很高。同时，开征此类税需要法治的大环境。中国当前的税收征管能力有限，普遍开征房产税存在巨大的操作性风险。尤其是在行政法治、税收法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看，把房产税定位为个人住房调节税，可以大大降低房产税征管过程中的操作性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共风险。
　　第三，需求正确评价和对待对个人非经营性住宅征收房产税的公共危险。对个人或家庭纳税，其社会危险很高。尤其是在社会对税收十分灵敏的状况下，更要对房产税变革做出全面的公共危险评价，这包含其对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在变革决议计划上，应先评价危险，然后再看是否有利。假如倒置次序，可能仅仅看到了变革的优点，而疏忽变革可能引发的巨大公共危险。从情形剖析看，遍及征收房产税，社会很难接受这种计划，危险极大；而对单个行为（如投机、奢华消费）纳税，不触及大多数人，危险较小。在征收管理上，前者难度大，操作危险大；后者难度小，便于施行，操作危险小，而且对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公正有很强的正面效果。假如对有房产的家庭都纳税，将会激起社会的激烈对立，切不行行。
　　实际上，上海和重庆两地房产税变革试点的运转状况也可以证明上述定论。
　　一是从两地变革后的房产税收入看并不多。无论是与当地税收收入仍是财政收入比较，都仅仅是个零头，不行能成为主体税种或代替土地出让金。
　　二是两地的房产税变革试点虽然在准则规划上有不同，但都遵从了一个思维，即维护大多数人既得利益，变革只触及少数人。重庆房产税征收规模只触及约10%的人群，首要针对高端房产业主和炒房客，并不针对一般社会公众。一起，两地都考虑个人的住宅需求，给予免税面积扣除。这种定位首要是发挥房产税的调节效果。也正因为这一点，房产税在上海和重庆的试点没有在施行中引发社会轰动，没有受到社会公众的抵制。此外，因为纳税人数量少，也可以完成较高的征管质量，重庆市在个人住宅房产税上完成了97%的征缴率。房产税变革未来在全国规模推行，也相同需求采纳这样的定位战略。
　　总归，在现阶段，我国特色的非经营性房产税只能是个人住宅调节税，也可以说是住宅消费奢华税。即房产税只能是对少数人具有的非经营性住宅（包含自住和闲置的房产）征收，或者说是对有钱人具有的多套住宅和高级住宅征收，而不能把人均收入水平比我国高十倍的发达国家的做法搬到我国来，对有房产的人遍及征收。
　　房产税变革办法
　　未来的房产税变革首要触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榜首，要不要继续推动房产税变革？
　　依照国内涵税制变革上的先行试点和稳步推动的做法，上海和重庆两地的变革试点就是要为未来房产税在全国施行堆集经历。应当说，房产税未来在全国规模内施行的方向是明确的。问题在于这个进程将继续多长时间，此事不宜久拖不决。
　　在现阶段结构性减税的方针大布景下，理论上不应该施行更多的增税变革。但假如将房产税定位为个人非经营性住宅调节税，征收规模限定为房产具有大户，一起，将其税收收入用于确保房建造，这样的增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不矛盾。财政部在《关于切实做好2012年确保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安排等相关作业的告诉》中，已经明确提出个人住宅房产税试点区域获得的房产税收入，要专项用于确保性安居工程。为确保房筹措收入的增税和减轻低收入集体担负的减税方针之间是一致的，一方面确保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也约束了当地政府乱用税收收入的可能性，更可以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撑。在将房产税定位为个人非经营性住宅调节税的前提下，有必要赶快在全国规模内推动房产税变革。
　　第二，如何继续推进房产税改革？
　　一是在推进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是继续选择国内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还是一次性在全国全面推行。两种方式都有其优缺点，继续在部分地区试点，符合分步推进房产税改革的策略，更为稳妥，但不公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有利于加快房产税改革步伐，尽早发挥其调节作用。如果经过评估，房产税改革不会引致新的公共风险，就应当尽快在全国统一实施。目前这种靴子不落地的拖延状态，其实副作用很大，而且拖延时间越长，其副作用越大，公众对税收的焦虑和不安情绪就会越来越严重。这扩大了社会预期的不确定性，不利于住房制度长效机制的建设。
　　二是在改革方式上，是保留目前重庆和上海实施不同房产税制度的模式，还是选择全国统一的房产税。两种方式同样各具优缺点。允许各地自行制定房产税制度，会导致全国出现多种房产税制度，可能会由于其间差别过大造成对纳税人的不公平。但从税权下放的角度看，赋予地方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是税制改革的方向之一。由于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房产税作为地方税，可以考虑选择房产税作为税权下放试点，中央做框架性的统一立法，把此税种的部分立法权交给地方，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房产税的具体实施细则。
　　结合前面对中国房产税的定位，在改革方式上应适当给地方分权，考虑让地方有更多的选择。重庆、上海的房产税试点有两条重要经验：其一是让地方自主选择，可以因地制宜制定方案；其二是让实践来说话，不事先下结论。下一步仍可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样做，留有余地，即使有问题，中央也可以去纠正。如果地方有积极性，也可以报中央同意后自主实施。
　　三是房产税的配套改革。作为房产税改革顺利实施的保障，在两地试点改革经验基础上，对有关房产税征收涉及的产权确定、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征税方式、程序等征管技术问题和其他相关制度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四是房产税改革需要统筹考虑。房产税涉及房地产税制、房地产税费制度、地方税体系以及整个税制，其改革还不能就房产税论房产税，对其改革设计应放到整个税制中来统筹综合考虑，以便于未来有关房地产不同环节税收的协调、房地产税制的合并和房地产税费制度的整合。